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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些不足掛齒的憂傷

2020-10-07 12:45 作者:黑麥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20年第41期
樂隊從哪里來

“熱河路就像八十年代的金壇縣,梧桐垃圾灰塵和各式各樣的雜貨”;

“有無見過海豐的汽車、摩托車,我經??吹剿鼈兎浅t灑,紅燈綠燈當無影”;

“蘭州,總是在清晨里出走”;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

“安陽、安陽,別離的話不必多講”;

“窗外明媚著冬天成都難有的陽光”;

“山中之城,雜亂的街,瘋狂的司機與陌生的臉”;

“夜幕覆蓋華北平原,憂傷浸透她的臉”;

“我喜歡早晚的溫差,鼓浪嶼沙灘還有她”;

“我會在南京的路上等你,一直等到電話都響個不停”;

…………

 

 

以上這些歌詞,出自不同的樂隊,歌中所描述的城市的地理坐標,指引著音符的走向。每當聽到這些音樂時,頭腦中總會浮現出那個地方的模糊輪廓,或樓宇縱橫,或炊煙縹緲。那里也是樂隊誕生的地方。2017年,我采訪綠洲樂隊的主唱時他說,一個城市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那里一定出現過一支偉大的樂隊。

 

 

要認識一座城市,無須閱讀宏大的參數,有時只需播放一曲音樂。崔健曾在《北京故事》里唱道:“我面帶著微笑和人們一樣仍在這世上活著,我做好了準備,真話、假話、廢話都得說著,突然一場運動來到了我的身邊,像是一場革命把我的生活改變。”崔健像是一座城市中的重塑者,時而站在邊緣,時而審視,用樂隊記錄充滿喧囂與雜音的時代。樂隊是一個城市的記錄者,無論偉大與否。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道:“無論我怎樣描述采拉這個有許多巍峨碉堡的城,都是徒勞無功的。我可以告訴你,像樓梯一樣升高的街道有多少級,拱廊的彎度多大,屋頂上鋪著怎樣的鋅片;可是我已經知道,那等于什么都沒有告訴你。組成這城市的并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它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然而這城不會泄露它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掌紋一樣藏起來,寫在街角、在窗格子里、在樓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針的天線上、在旗桿上,每個環節依次呈現抓花的痕跡、刻鑿的痕跡、涂鴉的痕跡。”直到今天,我仍舊覺得這段文字,是一段絕好的歌詞。

10年前,我和朋友一同翻譯了荷蘭人高偉云(Jeroen de Kloet)所寫的《打口中國》,作者曾對中國充滿好奇,是因為在過去的20年間,北京幾乎憑空冒出了近千支樂隊,并對之后的音樂生態和年輕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作者沒有料到的是,數年后,這本書中所寫到的大多數樂隊相繼隕落,樂隊的迭代,隨著互聯網音樂蔓延至北京以外的省份和地區。

2019年,第一季《樂隊的夏天》播出時,我被來自連平縣的九連真人所唱的《莫欺少年窮》打動;今年,來自廣東海豐的五條人樂隊,再次讓我意識到,在情懷之外,還有更多值得注意的樂隊和音樂,以及他們的誕生地。

在這一期雜志中,同事宋詩婷先后到訪了廣州、深圳和東莞,她站在“堆填區”樂隊的現場中,被巨大的吉他聲模擬出的工業聲浪所震驚。廣州的超級斬,東莞的蛙池,同樣是女主唱,卻發散出氣質迥異的聲音故事。2019年前,我曾以為廣東仍是重型音樂的故土,現在卻發現,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那里如同車間一樣,制造出了不同樣態的獨立樂隊,高頻次地舉辦著各類音樂演出。

海豐的五條人樂隊,雜糅著咸味的海風,帶給我一種林生祥式的郊縣畫面感,如果說林生祥的音樂中帶有的是傷痕和一點點無奈,那么五條人所唱的,大概是更多的白描和不足掛齒的憂傷。這種音樂氣質無疑形成于那片海域和街區,他們用蹩腳、低沉的普通話唱道:“雖然說人生并沒有什么意義,但是愛情確實讓生活更加美麗。”

同事張星云抵達了成都。當地的音樂現場根據地“小酒館”構成了與北京完全不同的搖滾生態。1997年,小酒館在玉林西路落腳,成為一處藝術家據點,隨后,它便成為了搖滾樂最重要的一個發聲地。在北京的Livehouse尚未形成規模的時候,那里已經充滿了年輕的躁動,很多樂隊在這里完成了他們的初次登臺,也正由此,一些溫軟細膩的音符孕育而生。

聲音玩具樂隊是蓉城之聲,《秘密的愛》和《星期天的大街》所描述的是一種脫離了嚴肅、沉重的浪漫情愫,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后來的馬賽克樂隊,在他們時髦、詼諧的迪斯科曲調中,仍舊歌唱著城市的年輕和最好玩的去處。不過在他們快樂的表達之下,似乎還深藏著一種難以名狀的憂傷。

在蘭州,淌不完的黃河水向東流。同事薛芃在西北聽到了充滿顆粒感的吉他聲。那聲音,像是夾雜著塵土的西北風,帶著干涸的煙霾,緊緊包裹著內心。從低苦艾,到島嶼心情、黑撒樂隊,這個盛產民謠的地方,似乎找到了一種全新的語言,簡單的律動,直白的唱詞,不斷反復的調子,勾勒著西北的純粹與蒼茫。在城市民謠的歌詞中,“蘭州”不過是一支來自遙遠城市的香煙,在低苦艾的歌聲里,蘭州是夜晚溫暖的醉酒。

西北也是野孩子樂隊的故鄉,他們的歌聲根植于黃河與土地。從90年代中期,他們的音樂便已成為鮮活的中國式藍草音樂范本,在蒼嶺、霜雪包裹的唱腔中,回蕩著最原始的腔調。再后來他們搬到了云南,像是很多貪戀安逸的人一樣,在那里定居、生活。同事卡生在她的故鄉找到了野孩子。張佺告訴她,河流是人生的歌,是漫長的漂泊,是遠方的幻覺,是靜止的時間,也是想象的消逝。云南獨特的高原環境,塑造了新的野孩子樂隊,他們在彼岸登陸,在雨綿綿的古城中歌唱恍如隔世,歌唱黑雨將至前的凄寂,因為那里容得下樸素和簡單,因為在音樂響起前,他們不需要語言的表達。

Mandarin樂隊的排練室在上海一間大廈的高層,鬧中取靜,站在窗邊,可以俯瞰半個長寧區的街道,三個年輕人隨意撥動下樂器,便能構成迷離的幾何式音階。同事陳璐因為年輕的Mandarin來到了上海,卻在育音堂的現場里意外地發現了被歡樂節奏籠罩著的號外樂隊;在JZ爵士俱樂部,鼓手安雨跳上舞臺,和樂隊玩起即興演奏;凌晨3點,從充斥著電子舞曲的44KW夜店走出,這個被潮流、商業裹挾著的城市,蛻變成另一種場景,形形色色的年輕人,社畜、雅痞、二次元、嘻哈青年相映成趣,構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街區生態。

在鴨打鵝樂隊的作品中,可以聽到錯落的空間感、數學式的鼓點和扭曲的混響,他們的音樂像工整的平面設計,那種曲調是屬于上海的?!短仗峥顧C》像是縱橫在樓宇和車流間的一道光線,它顯然更適合在茂名路這樣的小道上聆聽,而注定不是北京寬闊的長安街。

重塑雕像的權利樂隊認為他們沒有特定的“歸屬感”,無論南京、北京還是成都,都不足以承載他們的音樂。華東選擇住在北京,是因為這里的緊迫感,僅此而已。

同事張月寒在北京采訪了木馬樂隊,他們在1998年成立于北京。最初,他們稱自己是醫生、詩人和火車司機的兒子,很多人是在《摩登天空》雜志上第一次聽到他們的《舞步》這首歌,音樂充滿昏暗的色調,如同歌詞所寫,“每塊墓碑上都涂抹著青春”。主唱謝強常常出沒在鼓樓的Mao和海淀區的D-22,在這兩家俱樂部相繼停業后,他又成為了“學校”酒吧的???,因為樂隊的老朋友們總是出現在那里。在地下搖滾樂的現場,他目睹著這個圈子的繁榮、沉寂與高潮、蛻變。

北京音樂圈所能波及的范圍有限,最遠只能輻射到石家莊,卻在那里制造出了華北平原上最獨特的荒蕪,萬能青年旅店在《這個行星所有的酒館》里清醒地講述“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那個干涸、蒼涼的聲音,隨著秦皇島的海風,隨處飄散。

傻子與白癡的主唱蔡維澤認為,今天的臺灣樂隊大多受到了“草東沒有派對”的影響,他們的音樂與“萬青”相似,骨子里是絕無出路的虛無。同事孫若茜先后采訪了三支臺灣的樂隊,椅子、傻子與白癡、康姆士,他們是今年來到《樂隊的夏天》的樂隊,從他們的音樂中不難聽出融合、多元的曲風,以及少了一份沉重感的表達。

以上是我們本期選定的7個音樂發生地,在接下來的文字中,我們試圖走到其中,近距離聆聽那片城市、土地里發出的微弱的氣息,隨著樂隊的講述,想象一下那些音樂記錄了關于我們的哪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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