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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人

2020-10-14 13:53 作者:苗千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2020年第42期
疫情籠罩下的諾貝爾獎

進入到21世紀之后,女性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正在急劇升高,性別失衡在諾貝爾獎創立了一個世紀之后開始縮小。時至2009年,創紀錄地有5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獎,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又出現了4位女性,可以說是又一個小高潮。

 

 

近幾年來,每到10月初都要做一個關于諾貝爾獎的專題報道,這已經成了我的一項固定任務。諾貝爾獎的意義在于它的歷史與現代性的結合。這個有著120年歷史的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獎項,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且繁復的評獎網絡,從對上千人的提名、討論,一直到正式宣布的那天上午的最后一輪投票。

 

 

一年來的評獎工作最終會體現在每年的10月初,總共持續8天的一系列發布會中。就在發布會前,一通或是幾通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話會在瞬間改變一個或幾個人的命運;會場里,記者們耐心等待。

作為近幾年來唯一一個總要從海外飛赴現場進行報道和采訪的中國記者,我把這種候鳥一樣的全球旅行視作理所當然。倫敦、馬賽、香港,在過去三年里,我曾分別從三個不同的城市前往斯德哥爾摩,也隱然有一種作為空中飛人和世界公民的自豪感。

這一切都在2020年被改變。

被改變的諾貝爾獎

我的申根簽證依然有效,從8月末開始,我就在研究瑞典的入境政策,盤算自己是否仍有機會在10月初親臨現場。和許多因為疫情原因幾乎關閉了國境的歐洲國家不同,瑞典對待新冠疫情堪稱淡定,始終沒有拒絕國際旅客(根據瑞典現行入境政策,對于因為工作原因的旅行者,屆時能否入境瑞典將完全由入境官員決定)。

我在9月初給瑞典皇家科學院發出一封郵件,希望對方能夠給我發一封邀請信,這可能會幫助我順利入境進行采訪,以延續這個持續了幾年的傳統。我很快收到回信。對方感謝了我在過去幾年里的報道,但表示今年因為疫情原因,發布會將只對瑞典國內的媒體開放,不接受任何境外媒體報道,發布會后的例行采訪,也將通過電話進行。心里懸著的一塊石頭也算是落了地。這一次的諾貝爾獎報道,我將留在秋高氣爽的北京。

這將是一屆特殊的諾貝爾獎,也將是一次特殊的諾貝爾獎報道。

發生改變的不只是10月份的諾貝爾獎發布會。因為疫情關系,以往在12月舉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和盛大的晚宴也被取消,隨后的音樂會也可能在沒有觀眾的音樂廳舉辦。就連在半年之后,諾貝爾獎力圖進一步拓展自身影響力的計劃也受到了疫情的影響。諾貝爾基金會原計劃于2021年4月末,在華盛頓舉辦首屆諾貝爾峰會(Nobel Summit),屆時眾多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家、政策制定者、商業領袖將聚在一起,探討如何創造一個更具持續性、更加繁榮的人類社會。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氣候變化、各種新技術的應用對人類社會產生的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這些重要議題原本要由來自各界的精英人物進行面對面的討論。

“如果從現在開始努力,我們這個時代將成為使人類社會有一個更有活力、更成功、更公平的未來的起點。”諾貝爾基金會執行主席拉爾斯·??怂固梗↙ars Heikensten)的話音未落,這個尚未舉辦的諾貝爾盛會就已籠罩在陰影之中,讓這些原本要被熱烈討論的議題看上去似乎沒有那么迫切。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來自新冠病毒的更加直接且致命的影響,第一屆諾貝爾峰會能否正常召開也未有定數。

2020年10月5日下午,身在北京的我坐在電腦前,觀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發布會。鏡頭里位于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諾貝爾獎發布會場,人員格外稀疏,人與人之間起碼相隔一個座椅的距離。發布會上宣布,三位發現丙型肝炎病毒的科學家獲得了今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在新冠病毒肆虐之年,把這個獎授予對另外一種病毒的發現和治療,三位科學家當然是實至名歸,不知其中是否還含有希望通過這個獎項為現在的研究者們帶來鼓勵和啟迪的意味。

隔天的物理學獎是關于深遠且抽象的黑洞研究,而再隔一天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了發明“基因剪刀”CRISPR/Cas9技術的兩位科學家。我通過電腦觀看發布會,同時也在等待著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電話。只不過我接到電話要在發布會后,對諾貝爾委員會的成員進行采訪。

盡管世界看上去已經天翻地覆,不過在電話采訪中諾貝爾委員會的專家認為新冠疫情并沒有給今年的諾貝爾獎評選帶來太多的困難。大多數工作原本就是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而一些會議也可以改為線上進行。這確實要感謝近年來通信技術的迅速進步。

或許在多年之后我們回顧這一年的諾貝爾獎,新冠疫情的影響并不會留下太多印記。畢竟在諾貝爾獎120年的歷史中,已經經歷了1918年全球大流感(1918 Flu Pandemic)以及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等數次改變世界的大事件。諾貝爾獎自身也在改變之中,它一直隨著科學的進步而改變。不僅如此,或許我們還可以從諾貝爾獎的歷史中找到戰勝新冠病毒的靈感。

作為記錄的諾貝爾獎

人類急需一個應對新冠病毒的有效方案。處于恐慌之中的人們希望科學家們如同英雄或是超人一般,迅速找到消滅新冠病毒的方法以扭轉局面,讓所有人馬上回到新冠疫情來臨之前的生活之中,國境開放,機場繁忙,假裝在2020年發生的一切并未真實發生過。但人類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轉變,我們可能再也無法回到以往所習慣的生活模式之中。

一項基礎研究和它的應用之間往往會相隔數年乃至數十年。正如美聯社記者賽斯·博倫斯坦(Seth Borenstein)所寫:“我們不應當忘記,從諾貝爾獎120年來的歷史來看,它所獎勵的,恰恰多是相對緩慢、不計代價和回報的長時間的研究最終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時候,緩慢且穩健的進步才更重要且值得信賴。”

但人類攻克新冠病毒的進程并非從2020年才開始,可以說100多年來,諾貝爾獎記錄了人類認識病毒、研究病毒的進程。例如一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在不知不覺中就開始缺氧。英國分子生物學家彼得·拉特克利夫(Peter Ratcliffe)正是因為對細胞感知氧含量的研究而獲得了2019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F在他正在研究新冠病毒對人體肺部可能造成的影響,并且認為目前人們對于新冠病毒的認識,以及由此形成的治療方案可能都過于簡單化。

在認識到一種新型病毒的存在之后,人類只花費了幾周時間就對新冠病毒進行測序;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也被提上了日程——這些在相對短時間里就迅速取得的各項進展都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時間里,人類在生理學和醫學領域取得的進步。

美國國家科學院主席瑪西亞·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指出,人類如今所使用的快速基因測序技術,其中一部分就源于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聚合酶鏈式反應(PCR)。如果我們追溯得更久遠,會發現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通過單克隆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來操縱人類免疫系統的技術,正是現今人類戰勝新冠病毒的最大希望之一。

一種抗體可能只與某一種化合物相結合,因此科學家們可以設計出特殊抗體,作為某種生物物質的檢測工具。人體的血液中可能含有上千種抗體,而任何一種疾病都可能促使人體內產生出若干種抗體。色薩·米爾斯坦(César Milstein)與喬治斯·克勒(Georges J. F. K?hler)正是因為在1975年“發現單克隆抗體產生的原理”而獲得了1984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項突破在生物學研究和制藥領域都引發了革命性的進展,在今天對于人類研發治療新冠病毒的特效藥依然有重要意義。

而當病毒進入人體細胞,它對抗體來說就變得不再可見,但對細胞毒性T細胞(Killer T Cell)來說卻不一樣。T細胞會攻擊那些被病毒侵入的細胞,從而清除那些被感染的、會制造出更多病毒的細胞。在上世紀70年代,人們還認為T細胞辨別被感染的細胞的方式與抗體辨別病毒的方式類似,而彼得·杜赫提(Peter Doherty)與羅夫·辛克納吉(Rolf Zinkernagel)因為發現T細胞是通過辨別MHC蛋白的方式來辨認被感染的細胞而獲得了1996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理解這個機制對于人類研究新冠病毒以及研制疫苗至關重要。

通過諾貝爾獎的歷史,我們可以把人類對于病毒和免疫系統的研究追溯到120年前——早在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就頒發給了研究白喉血清療法的德國醫學家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他所發明的療法,至今仍然對研制新冠疫苗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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